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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理论新体系奠基者病逝:一个刑法学者的不舍(2)

2019-02-17 13:10来源: 新京报浏览:手机版

  儿子何伊林也开玩笑地形容父亲“不仅没有金钱概念,还跟钱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左右,作为知名大学教授的父亲拒绝了无数赚钱的邀请。“那时候老有人请他去做讲座,一个小时就有200多块,还包往返的所有费用,他不去。”何伊林理解为,父亲不喜欢商业性的人际交往。他只喜欢单纯的学术环境。
  没有金钱概念的何秉松,在生活方面也一直“不求上进”。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为老师们分配了校园宿舍。在海淀区明光北里的宿舍楼里,一家人一住就是30余年。红墙老房,五层楼,没有电梯,上门拜访的学生都惊叹于“知名教授还住在这样的蜗居陋室里”。
  其实,何秉松并不是没机会改善住宅环境。数年前,学校曾经提出,补交数十万费用便能调换到更好的、带电梯的家属楼居住。何秉松没申请,理由是“没钱”。
  钱去哪了?“嗨,都花了。”何秉松买书从来不手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半都被书塞满,近十个书架,足有上千本书;为学术会议赞助也不手软,学生邵彦铭回忆,这些年,老师从自己的工资、稿费里陆陆续续取出100余万来赞助“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
  这是一个由何秉松发起的论坛。邵彦铭介绍,何秉松发动并组织了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共同召开该论坛。在国际刑法学界,这个论坛受到颇多好评。
  2010年,为表彰何秉松在刑法理论传播方面的贡献,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他“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成为中国法学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父与子的遗憾
  离去来得非常突然。
  在外人眼中,老教授身体非常好。相熟的学生回忆,虽然已过杖朝之年,何秉松还每天坚持去游泳馆游2000米。
  没人能想到,一次简单的身体不适要了何秉松的命。大年初四晚,由于肺部感染,何秉松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吸氧不足又并发其他器官衰竭,与病魔抗争了四天后,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熄灭了。
  何秉松病重当日,儿子何伊林立即从工作的成都赶回北京,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看着呼吸机下虚弱的父亲,何伊林想起一些遗憾。
  一个是父亲的遗憾。
  何秉松的家庭似乎有学霸基因。何伊林回忆,除了父亲,自己的几个伯伯都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山、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其中,何伊林喊“大伯”的、父亲的一位哥哥,清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何伊林的大伯被判为反革命,逃往香港。留在北京的何秉松受到此事牵连。他被要求写一封“决裂信”,和自己的哥哥划清界限。
  何伊林从没见过这封信,父亲也闭口不提,他只知道多年来,两家人关系极淡,少有见面。几年前,何伊林去美国拜访大伯才得知“决裂信事件”。
  但何伊林觉得,父亲是为这件事内疚的。他想起父亲为“四人帮”做辩护律师时,主动提出了人权的观点。“他那时候就认为,即便是犯人,即便是国家认为有罪的人,也要尊重他的基本人权。”
  在那个时代,能提出人权概念,在学界十分超前。何伊林猜测,是因为父亲有着亲身经历。“在特殊年代,他经历过割裂家庭亲情的事情,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反思。”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何伊林从重庆回到北京读书。由于两地分数制不一样,何伊林没法进入北京的任何一所中学。
  在这之前,由于生活在异地,性格又都比较内向,父子俩交流极少,显得并不亲密。但孩子读不了书,父亲急了。
  一个纯粹、学术底线极高的人,人生中有了这一次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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