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涉黑案牵出90余名公职人员 含4名省管干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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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第一时间攻破攻守同盟,专案组经认真分析研判,果断开展“断链”行动,有节奏、分批次对在一些关键节点起串联作用的重点调查对象采取留置或停职检查等措施。由公安机关协助对一些重点涉案对象实施技术侦查,对重点对象违纪违法活动、主要关系人及活动轨迹开展情报信息研判,并及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由于主攻目标明确,任爱军服刑减刑过程中的违纪违法事实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全部查清。同时,专案组对主要涉案人员其他滥用职权、受贿等行为也进行了深入调查。 “我们对省委政法委移交的材料进行了深挖细查,又新发现了一个‘两位数’名单。”山西省监委委员、专案组副组长荣奋刚说。 目前,该案件事实基本查明,对12名违纪违法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他涉案人员将严格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从来没见过一个案子移送了四名省管干部。”李颖南在山西省纪委监委案管室工作了11年,在谈到该案时如此感慨。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 “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 是什么让这些涉案的公职人员愿意铤而走险,帮任爱军违法减刑? “这起案件中,一些涉案人员无原则打招呼、无原则承诺,以能为人办事为荣,自以为没有权力寻租,实际上却被任爱军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使减刑屡屡轻而易举得逞。”李颖南说。 以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减刑必须公示,接受监督。任爱军在汾阳监狱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等表现在全监狱上下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监狱公示,必遭质疑。 为规避“风险”,省监狱管理局竟将其调换到晋中监狱关押,并指令由汾阳监狱准备减刑材料,由晋中监狱提出减刑意见。最后,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时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赵娟说。 和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在程序上违法、实体上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的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得逞。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为‘小四毛’违规减刑提供了帮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高奇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 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在‘小四毛’违法减刑过程中,我曾接受他人请托,对其减刑案督促办理。对违纪请托,我既未拒绝,也没有详细问明情况,而是盲目地予以接受,轻率地加以督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关中翔在担任临汾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伙同他人徇私枉法,三次裁定减少任爱军刑期。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有的民警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玩电脑、用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 “有的民警甚至以能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赵娟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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